龙虎国际官方网站 -1949年以后的“聋哑红军”

作者:陈宇 发布时间:2018-11-29 15:29:15 来源:人民政协报 字体:   |    |  

  他是一位聋哑老红军,于1935年在大渡河畔加入中央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他作为一名炊事员,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人民军队,在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谱写出一部无声的传奇。

  工作从不打折扣

  1949年,“聋哑红军”随中央警卫部队进入北京后,驻地最开始是在香山,后进驻旃坛寺,1953年7月又搬到公主坟,生活环境和工作形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警备团扩编为公安师,“聋哑红军”也跟着从原来的团部炊事班到了师部机关炊事班。

  大城市有自来水,炊事班也开始烧煤,用不着挑水和烧火了,后来连马都没有了。“聋哑红军”开始闲了下来,但他仍然还想到炊事班干点什么工作,然而,新兵又怎么能让这位老红军受累?菜刀等厨具都被新兵们抢了下来。他参军2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挑水、切菜等工作,这一停下来使他极不自在。于是,他整天找活干,常扛把扫帚,在机关大院里转悠,看到哪里不干净就马上打扫;星期天,澡堂前的人多了,他又主动站在门口收票,维护秩序。

  战友们已经明显地看出,此时的“聋哑红军”,身子骨已经大不如从前。一次体检,卫生所发现他有冠心病,血压也明显偏高。师长刘辉山特别照顾他,给他联系了大连一家荣军院。但他去了不到半个月,就回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师领导考虑到当时营区有一片荒地,准备开发成两片果园,于是决定让他来管理果园。

  “聋哑红军”听说这一消息,高兴地表示接受任务,当即赴任。从此,他把果园当成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场所,每天劳动在果园,拔草、浇水、剪枝、灭虫,发现有人损坏果树就及时制止。不管是风天雨天,还是春夏秋冬,人们总能见到他在果园内劳动,或背着手,围着果园转来转去,尽职尽责地看护这片果树。

  “聋哑红军”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他一生中没有担任过正式职务的“官”,担任这片果园的管理员,可算是他一生中职务最大的“官”了,那一排排果树就是他的兵(北京卫戍区部队至今还保留着这片果园)。刘辉山曾回忆说:“他对工作上的事从不

  打折扣,历来都是任劳任怨。”

  被授予少尉军衔、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

  1955年国庆节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佩授军衔。一次,“聋哑红军”拍了拍师长刘辉山肩上的少将军衔,伸出了大拇指。几天后,师领导对给他授衔一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师领导认为,“聋哑红军”从长征路一路走来,劳苦功高,决定给他授予干部军衔,定为少尉正排级。

  11月,“聋哑红军”被授予公安警卫师少尉军衔。与此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又授予他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授予老红军的最高资历勋章和奖章。从授衔开始,人民军队正规化也体现在为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人建档,“聋哑红军”也有了自己的档案。在中央警卫部队档案室里,就有了这样一份不可思议的档案:姓名:哑巴;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入伍时间:1935年6月。

  “聋哑红军”在京城警卫部队中受到了指战员们的尊重。每当大家见到他,都会主动停步,首先向他敬礼。大家都知道,他虽然没有受过奖立过功,却是一位真正的功臣,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都曾向他竖大拇指。

  两个称呼

  进入老年的“聋哑红军”,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组织上照顾他,让他休息,但他仍然自觉坚持为部队发展建设做着各种小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聋哑红军”始终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保持着红军战士的革命本色,保持着勤俭朴素的本色。实行薪金制后,后勤财务部门按月发给他工资,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不贪图安逸享受。他生病后,组织上给他提供了比较优裕的条件,但他舍不得多吃、舍不得多用,军装也是穿旧不穿新。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经常在京城中央警卫一师师部大院里看到他的身影。大院里的孩子和年轻的战士们都已经习惯称呼他为“哑巴红军”,干部们则称他为“哑巴同志”。这两个称谓成了他的代名词,陪伴他走过一生。

  晚年并不孤独

  “聋哑红军”一生单身,直至去世也未能回到老家,没有找到他老家的亲人。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孤独。陪他一路走来的,有中央最高首长,军队各级领导,众多的战友、同事,还有组织上专门派出照顾他的护理人员。

  对于照顾好“聋哑红军”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专门交代过有关部门要多加关照。1971年10月中旬,周恩来从广州回到北京,见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其他几位领导时问起他,并指示:“要安排一师照顾好哑巴同志,吃的、住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有什么病要及时治疗。他为国家的解放事业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我们不能亏待了这个对国家有功的聋哑人啊!”

  为了让“聋哑红军”安度晚年,组织上曾多次考虑给他找个伴儿、成个家,也多次想找到他的家乡,与他家里人取得联系。但由于几十年的变迁,加之他缺乏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成功。

  根据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管理科的同志给“聋哑红军”置办了家具,想方设法改善他的伙食。逢年过节的时候,师领导和他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友都要来慰问。与他关系最频繁、最直接的是师后勤部管理科的会计王体学。因为他的工资都存在王体学这里,他需要钱了,随时来取;他有什么心事,也喜欢向王体学表达。

  1972年5月的一天晚上,“聋哑红军”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连报病危。师领导立即前来探望,两天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师党委决定,“聋哑红军”因年迈多病离休,并让他住在师医院的单间病房里,分配专职护理人员陪伴。

  “聋哑红军”平常最爱看戏和文艺节目,管理人员特别购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是师医院唯一的一台电视机。他看电视节目,常常看得津津有味,高兴得像个孩子,在护士们的眼里就是一个老顽童。他在延安时期的老指导员、时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杜泽洲,来医院看望他时,以卫戍区的名义送给他一台电冰箱。这一举措对他的饮食有了很大改善,增进了他的身体健康。卫戍区和警卫一师的领导和老战友也常到他住的房间探望和慰问。

  一段时间里,“聋哑红军”在师医院医生护士的精心照顾下,身体状况较为稳定。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又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病和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经师党委会议讨论,成立了“哑巴同志医疗护理小组”。

  1978年,“聋哑红军”成为享受正团职待遇的老干部。1981年5月,师政治部干部科一纸报告呈报到了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请示“聋哑红军”享受副师职离休待遇。干部部部长吕企儒对参加评审的同志说:“我看这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全军现役又聋又哑的红军恐怕只有哑巴一个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批。”几天后,师政治部干部科接到卫戍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批复:同意哑巴同志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籍贯和姓名

  1983年6月14日,“聋哑红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6月20日上午8时,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管理科的工作人员着手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全部家当:一顶红军长征时的旧八角帽;一对发黄的红军长征时戴的红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

  “聋哑红军”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院东二室277号。安葬在这里的逝者都是新中国开国元勋、将帅等。整个墓区骨灰盒上都镌刻着逝者的姓名,唯独他的骨灰盒是以身体特征和政治面貌为姓名:“哑巴同志”。

  令人欣慰的是,从考察中我们得知,这位“哑巴同志”“哑巴红军”在参加红军之前是有姓名的。在他的家谱中,他被他的长辈和乡亲们呼唤为“熊世皮”,生于1891年,他的家乡在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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