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国际官方网站 -毛泽东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

作者:伏牛石 发布时间:2018-12-04 14:55:57 来源:民族龙虎国际官方网站 字体:   |    |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启了许许多多前无古人也罕有来者的划时代变革。其中,土地革命运动就是其中熠熠闪光的亮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自革命之初,就把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放在至要位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并一直深入于广大农村的斗争实践之中。唤醒民众觉醒,实施土地革命,彻底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制度,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成为那时候共产党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优秀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澎湃等人,就深入农村,躬行实践,发动民众起来,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那时候的农民运动在南方广大地区风起云涌,气势若虹,极大撼动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础,引发了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澎湃等人先后在广州和武汉等革命烈火主要燃烧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们亲自为讲习所学员授课,培养了来自全国不少省份的一批批农民运动骨干,这些人在后来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无比巨大的作用,为后来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以及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国民革命内部相当一部分骨子里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意识意识的投机分子和那些在农民运动中受到冲击或者直接受到沉重打击的封建旧势力,便开始对势呈燎原之火的农民运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桁架污蔑与指责。他们说什么农民运动打乱了固有的社会秩序,有碍于国民革命的顺利进行,等等。

  身处斗争一线的毛泽东,面对四面八方对农民运动来势汹汹的责备诋毁浪潮,不急不躁,坦然处之。他放下身段,移步讲堂,走出城市,亲自到自己家乡湖南的广大农村实地考察,然后据实写成光耀千秋的历史性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毛泽东在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有关农民运动的种种荒谬言论,极大鼓舞和促进了逐渐觉醒的广大民众,也为农民运动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农民运动便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深深着力与时刻依赖的巨大革命动力源头。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最了解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最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进行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因为在工商业极其落后与脆弱的旧中国,农民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九十以上,这是任何人都不容忽略也绝对不可忽略的巨大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一旦觉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依托;这个群体支持并投身革命洪流了,中国共产党人宏大的革命理想就有可能如愿以偿地得以实现了。

  毛泽东确立的伟大人民观,自他投身革命伊始就牢固地矗立心中,并始终不移地付诸在革命斗争实践之中。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由于过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只知道热情投入,而没有正确的斗争方向和斗争依托。主要领导人不懂得只有依托武装斗争才能够真正实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道理,最终导致共产党人因手无寸铁而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革命叛徒们的血腥屠戮。看似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就那样以共产党人牺牲几十万人生命的惨痛代价悲壮地结束了。

  中共在危急关头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四面围裹的处境中,终于彻底觉醒,继而开始了艰苦卓绝德武装革命斗争。八七会议召开之前的南昌起义、随后的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就是共产党人在血的事实面前对旧中国反动势力发出的战斗号角。这一觉醒后的果决行为一直坚持了二十二年,直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及随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直到把一切与人民政权为敌的残渣余孽全部扫清为止。

  八七会议结束后,作为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特意找到毛泽东,希望他能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心之所向不在大上海,而是在他一直以来就十分关注的乡村。他婉拒了瞿秋白的请求,决意要返回湖南家乡,亲自领导即将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就是这一伟大的决定,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第一支真正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军队——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军队的主要人员最初几乎全是由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农民和少数正规革命军人组成,后来又汇集了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之一部、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之一部,这几支革命洪流或前或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的洗礼,已经初具人民军队的雏形,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奠定了无以伦比的坚实基础。

  国共破裂后的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全国不少地方紧跟井冈山步伐,开始了红色革命割据,纷纷建立根据地,组建人民武装,并层层建立革命的政权组织,以不懈的努力践行着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理想。一时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形式成了那时期的主要革命手段。

  为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改革路线,中国共产党人在后来的中央苏区开始了一些列实践。先后制定出来的有关土地改革方案就有许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兴国县土地法》(1929年4月)和《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以及《二七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兴国)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土地法案》、1930年10月19日的《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议》《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等。这些临时的土地法规尽管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可它们毕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有关土地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首次为穷苦农民打开了一扇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大门。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全身心支援民主革命斗争。许多人家父子兄弟争相加入革命队伍,其中的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必然会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惟其如此,人民也会以同样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态度信赖它、支持它。这已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毛泽东说过大致是这样的话,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并依靠广大的农民和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最终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土地革命必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想把这条路走得坚实而正确,绝对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期间一定有探索实践过程中的挫折出现。对它的逐步修正、补充、完善,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时俱进,坚持不懈,从未放弃过对这条伟大道路的艰苦努力与探索。即便是全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只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与需要,当时国家与民族的最大矛盾已经由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转向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为了建立广泛的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制定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法规,以灵活的减租减息制度,巧妙委婉而又符合当时实际地延续着自己土地革命的方针路线。

  毫无疑问,在中国革命的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身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的思虑与智慧引领挥洒在时代的最前列,为全党指明正确的前进道路。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之间历经了一年多的且谈判且不停摩擦过程。蒋介石集团依仗人多势壮又有美国人为其撑腰,只是把和谈作为自己准备发动内战拿的暂时缓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时刻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历史的未来,一边真诚而巧妙地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周旋,一边随时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屡屡进犯,一边在解放区里继续着自己坚持不变的土地革命实践。

  一九四七年,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丑恶嘴脸随着他在美国的支援下从大西南把大量的军队运逐步送到华北、华南、东北之时,便开始全面点燃战火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每一天不但要随机处理来自各解放区战场上纷至沓来的请示报告,及时作出全面正确的安排部署与指导,还要不失时机地为全党全军制定出适应战时及长远需要的各项政策方针。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

  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必须使广大农民看到并能实际得到切实的利益,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劳动条件,是事关我们的反内战举措能否得到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鉴于此种需要,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随即,土地改革运动便在各个解放区全面展开。

  当时的各解放区,主客观情况上都存在着许多差异。其中,新老解放区的差异、中心区与游击区的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而大纲所规定的相关内容并不适宜各个解放区,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了偏颇。一些地方过分强调平均分配土地这一规定,没有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灵活处理特殊问题,致使左倾错误不断发生。再加上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十分明确具体,于是导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利益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用过激的方法斗争地主、搜罗地主地财的情况。

  毛泽东对任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来都是认真细致、广纳民意的。党内所有政策性文件的产生,所有政策法规的制定与颁布施行,都是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之上的。在他那里,从来没有一言堂的说法与做法。所有重大问题,都是他一旦思考成熟,然后再经过上自中央级领导,下至基层民众,中至社会各阶层的分层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行讨论基础上,全面达成共识后再以文件形式颁布实施。

  当各解放区有关土地改革过程中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暴露出来后,毛泽东便高度重视,及时予以纠正。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他亲自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后来召开的晋绥干部会议上,他对土改运动做了完整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并强调,这就是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此前提下,毛泽东对土改运动的实施要求几乎细化到每一个细节上。他把解放区分成三类,一是老解放区,二是半老解放区,三是新解放区。并对三类解放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开展土改工作,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他还强调说:在解放后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担负的财政政策。对打击对象,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仅限在政治上站在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中坚反革命分子。

  在划分阶级标准上,毛泽东也是思虑周密,细致入微。他规定了严格的划分标准,要求参与土改工作的全体人员一定要区别几种阶层与人员的关系。一要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关系,二要区别大地主与小地主的关系,三要区别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的关系,四要区别旧式富农与新式富农的关系,五要区别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

  在执行政策上,他明令一定要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时刻掌握斗争策略。他谆谆告诫参与土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在这里,他着重强调进行土改的根本目的,告诫大家:土改不是从肉体上消除地主阶级里的构成人员,而是要消除这些人员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因此,他要求大家一定要把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

  在对待地主个人问题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地主阶级是要彻底消灭的,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对象;而对地主个人则要给予出路,做好改造工作,引导他们参加到国民经济生活中去,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新中国成立之初,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由新老解放区和游击区逐步扩展到全国。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在新的形势下已经有诸多不适宜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富农问题如何解决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建国后第一次访苏的时候,曾就这一问题特意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提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阶段进行。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的意见不谋而合,访苏回来后,毛泽东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考虑逐渐成熟。

  但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从来就是严肃认真的,他需要征求党内外各阶层的意见,只有在取得彻底共识的基础上,才能付诸实施。在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各分局领导人中,他把自己和斯大林达成的意见共识告诉大家,强调在这些地区开展土改运动,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等到几年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

  为此,他讲了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这样做可以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乱打乱杀;第二,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地主反对诉苦的声音特别大,如果暂时不动富农,等几年再动,则显得我们有理由,政治上有主动权;第三,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形成了,而他们又和土地问题有密切联系,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为此,毛泽东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请大家广开言路,发表意见。中央人民政府也开始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列举了十四个问题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并要求他们在二十天之内予以答复。在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的反馈意见中,以邓子恢和饶漱石为代表的两种意见占据上风。邓子恢认为,拥护中央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但应该对其土地的出租部分有条件地予以改动;饶漱石则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地比较好,这样有利于生产。

  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依然秉持着他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急不躁,思虑沉稳缜密。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已于会前已印发讨论,其中关于富农问题只说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毛泽东并未把自己的思维停留在土改法草案上,他继续征求各方意见,继续对其进行修改。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二日,经毛泽东再次修改后,提交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草案里,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具体详尽的补充。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土地法草案又经过修改后,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其中,对富农政策做了完整的规定:一,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二,富农出租之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三,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邀请了许多老先生出席会议,征求他们对土改法草案的意见。在取得广泛一致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这部土地法酝酿时间之久长,征求意见范围之广大深入,实属世所罕见。在此过程中,经过党内外各阶层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经过全国政协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意见,因此被人誉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在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并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随时随地了解土改情况,纠正一切偏差,必须保证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则强调,要因情况而动,条件不成熟的地区不要急于求成,要充分照顾到各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地区一旦条件成熟后,较之其它地区要采取更慎重、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与步骤。并藉此告诫全体党内同志绝不能重犯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做的错误。毛泽东特别强调土改进程中所坚守的原则是:宁慢勿快,尽可能避免出乱子。

  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定正确的领导,伟大的土改运动很快就取得了丰硕成果。到一九五三年春天,全国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彻底废除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空前伟大的壮举,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彻底改朝换代尝试,这是一次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走向、打乱固有旧秩序的伟大社会变改,这是一幕把第一次把人民当成时代主角推向时代前端的浩瀚大剧,这是对绵延几千年旧秩序进行彻底颠覆的最伟大的改革,这是一场由人民出来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历史变迁。它的所有意义极其深远影响都会永远凝固在历史史册上,作为最宝贵的财富辉耀千秋万代。

  今天,当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到新世纪门内的时候,当某些别有用心之人依然以这样那样的手法对那场伟大历史壮举进行这样那样污蔑、诽谤、栽赃、丑化的时候,只要你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维护着,只要你的基本良知依稀存在,只要你站在人民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公评那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你就不能不为它发出由衷的敬仰与赞叹。

  尽管如今不少刀笔吏们都披着这样那样堂而皇之的外衣,甚至有不少人胸前还挂着中国共产党一员的徽章,可他们骨子里却仇视共产党人的革命史,极力迎合西方社会所求,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开创的革命事业辱骂得一无是处。有一个省的文联主席,在他的老什么生中,硬是把伟大的土改运动糟践得事理不分、颠倒黑白、罪恶昭彰。他臆造的土改运动中划分阶级成分不是依照法律法规而行,完全是依靠他笔下所描画的流氓混混以分任务的方式进行的。还有那个位居某省作协主席的女性作家,以彻底否定甚至是控诉土改罪恶为题材而写出的软什么埋,也是把人类历史上那场伟大的土改运动,完全糟践成无功尽过、草菅人命。不知这些人是否读过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土改运动的有关政策法规,不知他们对土改运动的实际了解多深多透,他们那样肆意妄为地把土改写成一场空前灾难,不知究竟意欲何为?

  其实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回避自己在伟大变革过程中出现过的偏差甚至错误,但那些必定是任何一项伟大改革都难以避免的瑕疵。如何对待这些问题,阶级立场直接决定了一切。有错误敢于承认并全力改正,有问题不回避勇于面对,直到把这些为题与错误彻底纠正。这是毛泽东那一代最高领导人始终坚持的原则。尽管中国共产党有改正自己错误的自觉性与豪迈勇气,但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恶意地对它的历史做自我意识的歪曲与丑化。当未来的历史依然把那场伟大的社会变改大书特书大加颂扬的时候,恐怕那些为了捞取一时不正当利益的老什么生、软什么埋们,恐怕早已灰飞烟灭,在尘世间留不下任何蛛丝马迹了。

  我要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实践,将作为民族历史上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永远留存在民族乃至人类的史册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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