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国际官方网站 -陈学明:伯恩施坦如何全面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重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作者:陈学明 发布时间:2019-04-09 18:36:27 来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字体:   |    |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全面的修正。这一修正绝非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了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系统的否定和修正。

陈学明:伯恩施坦如何全面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重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自1899年伯恩施坦推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来,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而不是继承者这一点,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的。人们即使肯定伯恩施坦,也不是在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意义上说的。但是事过一个多世纪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共产党是执政党的中国,却有人把伯恩施坦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这实在有点儿令人费解。人们可以对伯恩施坦进行重新评价,甚至重新肯定他当年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但用不着通过把他所说成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在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后,再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既亵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歪曲了伯恩施坦。过去是这样,现在则更是如此。

  伯恩施坦在他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是要公开地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也就是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否定与修正是丁一确二、彰明昭著的,而不是拐弯抹角、支吾其词的。他说,“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1]。他还说以前“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了,可以直率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2]。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的《共产党宣言》明显是一部其基本观点已过时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3]。

  伯恩施坦是不是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施坦是不是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全部取决于他是在全面推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还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过时的前提下做出自己的理论阐述的。显然,伯恩施坦在进行自己的理论阐述时把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去“效用”作为一个先决条件,他所做的并不是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修正和发展,而是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过时,并在此基础上推翻它,“另砌炉灶”。

  下面我们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一下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是如何全面、系统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并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4]。基于这一认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修正,就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集中于批判这一学说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他说:“关于唯物历史观的正确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5]在他看来,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谬误的就是这一学说强调要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完整表述是一段“独断的措辞”。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6]。他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的这种独断在《资本论》中有同样的表现。当马克思说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竟然把这种规律描述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这显然是一个“带有宿命论音调的句子”[7]。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葬前演说中曾经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揭示,视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而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所要否定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与先前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做法一样,伯恩施坦在批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之时,常常抬出恩格斯,借助“恩格斯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的片面性”。在他看来,还在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在历史发展根源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的不一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动的最后原因”不应当在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是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最后原因”除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外,还包括“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8]。在他看来,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更是直接反对马克思把历史的发展最终归结于经济的变革的观点。他引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9]的论述,指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不同的”,恩格斯在这里“更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10]。事实上,伯恩施坦在这里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只是单纯地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而恩格斯则更注意非经济的

  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毫无根据的。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观点,否则无法解释恩格斯为什么要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把此称颂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都不否认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各自所面对的不同情况,在突出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程度上有所不同。

  伯恩施坦如此致力于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吹人的意志、意识至上的历史唯心主义。他说;“除了纯粹的经济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我们称之为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的变化也就愈多。”[11]在他看来,既然非经济力量对社会生活影响如此之大,那就意味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意味着无从谈起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原始支配就相应地消失了”,“个人和整个的民族就这样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12]。伯恩施坦把此称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限制”和“破产”。他强烈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修正和“扩大”。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扩大”才能有效,而他所说的“扩大”就是指把非经济因素也包括进历史发展的动因中去。他甚至反对把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还继续称为“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词上一开始就附有一般同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连在一起的一切误解”,而事实上,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13]。他还强调,这种“扩大”了的历史观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一种“一元论”历史观。那么,如果不是“一元论”是否就是“多元论”了呢?尽管伯恩施坦本人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承认自己主张“多元论”,但实际上他是“多元论”的倡导者。这里当然具有严重的折衷主义倾向。而对自己信奉折衷主义这一点,他则供认不讳。对此,他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以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折衷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是清醒的理智对于任何教条所固有的把思想‘用脚镣锁起来’的倾向的反叛。”[14]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仅承认自己在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运用的是折衷主义的手法,而且还进而为折衷主义做出了辩护,把折衷主义说成是“清醒的理智”。一切修正主义者“清算”马克思主义时都把折衷主义作为最好的思想武器,伯恩施坦则是一个典型。

  伯恩施坦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这样说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基本上始终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主义上,而是通过运用已排除神秘性的辩证法,在法国和更为激烈地在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展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5]】

  不要认为伯恩施坦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推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际上正相反,他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在他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否定与修正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修正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只要把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最核心的部分清算掉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厦也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把自己的辩证法理论说成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修正正是从批判这种“头脚倒置”论人手的。他强调:“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16]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实现了让黑格尔的辩证法“用脚站立”,也无法摆脱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归宿。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人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就必然要陷人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人们然后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规律,那么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辩证法的危险就在于促使人们走向神秘主义,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如何的“改造”,都消除不了这种危险。一旦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么任意构想的危险也就已经开始出现。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所造成的后果,伯恩施坦做出了明确的评论。他这样说道:

  【“马克思当时认真地研究了经济学,却犯了这一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但它在那时,在一个普遍动乱的时期,应当说对于他变得更加致命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这是热情充沛的领袖可能犯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帮助他们取得出人意外的成就),而是对于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做的纯粹思辨的预测(这一发展几乎还没有露出最初的萌芽)。一件需要几个世代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关于对立面的发展和关于通过对立面的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而这一革命是首先必须为资产阶级创造发展的自由余地的。”[17]】

  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的发展的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的“自我欺骗”,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纯粹思辨的错误预测。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仅攻击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特别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辩证统一的理论,而且又抨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社会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伯恩施坦通常的手法是抬高恩格斯贬低马克思,用恩格斯来反对马克思。但在辩证法问题上,他则也表示了对恩格斯的不满。他认为,恩格斯对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点态度是十分“暧昧的”,而这种“暖昧情况同恩格斯的性格是很不相称的”[18]。恩格斯在晚年修正了早期许多错误的观点,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固执己见,其根源就“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19]。在他看来,只要恩格斯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可能从马克思的阴影中走出来。他这样说道:

  【“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恩格斯不能或者说不愿意超越它。他仅仅就政治斗争的一定的方法和形式从已经得到的认识做出了结论。他在这些方面所说的话尽管是意义重大的,但是这毕竟只涉及现在提出的问题范围中的一部分。”[20]】

  对于为什么“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家,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伯思施坦还有如下一段具体的说明:

  【“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这一原来是黑格尔式地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仍旧能够成立,那么必须或者对现实重新加以解释,或者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的比例。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表现出非常细致的、同天才的勤奋相当的精确性,同时却令人几乎难以相信地忽视明摆着的事实;以经济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却归结为对暴力的创造力量的奇迹的信仰;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这一提高却又屡次‘转化’为一切科学性的要求对于倾向的从属。”[21]】

  伯恩施坦在这里一气呵成地表达了这样三层意思:其一,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所有原理所能产生的理论作用就是“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做出充分的说明”;其二,谁要是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其结果只能是“在测定通向所追求的目的的道路时”完全不管实际的情况,而只是按照“黑格尔式的构想出来的发展图式”进行解释;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做了,所以带来了如下结果: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尽管表现出如此的精确和细致,但与现实风牛马不相及;明明在探讨经济对暴力的影响,却变成了对暴力的无限信仰;说是要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可实际上却在使“科学性”从属于所谓阶级的“倾向性”。

  伯恩施坦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否定是彻底的。由于导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的结论,伯恩施坦所害怕的也正是这些革命性的结论,从而伯恩施坦为了批判这些革命性的结论,就必然把矛头对准导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否定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否定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伯恩施坦否定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动机和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则是一语中的。他这样说道:

  【“伯恩施坦部分地由于他的没有受到任何哲学认识妨害的‘不偏不倚’,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然而他从这种想使方法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的愿望中得出的现实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路是通向何处的。它们表明了,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人’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22]】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看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支点,但要理解剩余价值,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价值。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人手。

  伯恩施坦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他说道:

  【“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23]】

  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在运用价值尺度时进行了“抽象和还原”:其一,马克思展示出纯粹的交换价值,就是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抽象掉;其二,马克思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其三,马克思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其四,一旦问题涉及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马克思还必须把各个商品单位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掉;其五,由此所得到的劳动价值马克思还要求进行一次新抽象。伯恩施坦在列举这一系列的“抽象”之后,就“义正辞严”地指出:

  【“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24]】

  在伯恩施坦看来,既然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的概念是一个“纯粹思维的构想”,那么作为直接导源于价值概念的剩余价值概念同样也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他这样提出询问:在价值概念是一个“纯粹思维的构想”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概念成了什么样子呢?他自己回答说: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25]】

  我们知道,价值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那里确实是一种“纯粹思维的构想”,但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些概念则成了有着实在内容的科学的概念。但伯恩施坦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也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时,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个现成的答案”,马克思完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那种抽象地论述价值以及劳动价值的做法。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个别商品或商品种类的价值现在成了完全次要的东西,因为商品是按照自己的生产费用——生产成本加利润率——出售的。突出在首位的是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和这一价值超出工人阶级工资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部的社会剩余价值。”[26]

  伯恩施坦着重分析了专门论述利润率的《资本论》第三卷。在他看来,经过恩格斯整理过的《资本论》第三卷,尽管“如此出色地例解了利润率的发生和发展”,但在论述价值问题时,则充分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却恰恰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27]。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忽视了非生产领域的人对创造利润和剩余价值所做出的贡献。“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属于生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工业的雇佣工人”,可实际上,“从事现代经济生活的一切其他分子都是生产辅助人员,举例说,他们作为商品商人、货币商人等等或者作为他们的人员承担起本来属于工业企业的劳动,从而减少了企业的费用,他们就相应地间接促成了剩余价值的提高”。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人员的限制是没有道理的。伯恩施坦说道:

  【“由这些阐述可以明白,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是多么狭小。得到阐述的以及其他在这里未作进一步讨论的职能就其本性来说,对于近代的社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形式能够改变并且无疑将要改变,但是只要人类不分解成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些职能本身将依旧存在下去。”[28]】

  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只要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仍然需要这些非直接的生产职能,那么这些非直接的生产人员,包括那些商品商人和货币商人,就会对剩余价值的形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归结为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就是站不住脚的,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

  伯恩施坦进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注重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和无视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一系列错误结论在某种意义上都导源于此。他这样说道:

  【“在这里的对于职能的评价中存在着某种武断,所设想的不再是现存的社会,而是构想出来的一个共同经营的社会。这是价值理论的一切模糊之处的钥匙。价值理论只能根据这一图式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作为可衡量的量,只有在假定存在着总经济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没有能做到为他的学说完成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的一章。否则在这一章中就会极其清楚地表明,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印象。这一钥匙经马克思的巨匠之手使用,就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揭示和说明,而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与它同样深人、同样合乎逻辑和透辟的揭示和说明。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29]】

  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但批评了马克思由于存在着“对于职能评价的武断”,从而所构想出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而且揭示出这一错误竟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可实际上这一钥匙“从某一点开始”就“失灵了”,更说明了这一错误对马克思的所有学说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说,只要马克思的学生坚持信奉马克思所使用的这把钥匙,那么必将进入死胡同。伯恩施坦还强调,“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价值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正如原子学说不能为一件造型艺术品的美和丑提供规范一样”[30]。伯恩施坦在这里明确地揭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特别是劳动价值学说的最大的要害是马克思竟然运用这一理论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竟然把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相提并论。他强调这一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这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的赤裸裸的否定与攻击。

  伯恩施坦之所以致力于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一个直接动机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否定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他指出,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宿命。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只能从活的劳动中抽取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只能是依赖剥削劳动者获得的,全部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他要人们做出思考: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吗?他的回答是:“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31]之所以说是“正确的”,主要在于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来看,从总的趋势来看,资本家的利润主要依靠的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之所以又说是“不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即使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马克思严重地忽视了产生利润的其他因素,而这些其他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突出。伯恩施坦指出,那些除劳动力之外产生利润的其他因素,“在马克思那里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虽然偶尔也得到讨论,但是后来在对被确认的事实进行概括和对比时被抛弃了,以致敌对关系的社会影响显得比它的实际情况更为强大和直接”[32]。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忽视了产生利润的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因素,从而导致马克思夸大了隐含在利润产生过程中的剥削成分,也夸大了阶级对立。

  伯恩施坦在这里要人们注意到股份公司的形成对产生利润的作用。股份公司的形式一方面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又造成有产者人数的增加。这与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完全相反,马克思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且社会财富也会相对减少。这样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似乎取决于财产的积聚,取决于剩余价值被一个日益缩小的超级资本家集团所吸取,当财富日益集中于人数很少的资本家手中之时,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来到了。可现实情况是,随着股份制这种形式的出现,资本家的人数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也增加了。股份制的出现,仅仅表明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显然与资本家是否继续剥削劳动者没有关系,但利润却显著增加了。这促使人们思考:股份制这种形式本身对创造财富究竟有没有作用。这更促使人们思考:随着股份制的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究竟还有没有前途。

  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能消除自身的危机,能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事实上恩格斯本人到了晚年也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产生了怀疑。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两个注。他要人们注意,在这两个注中,恩格斯把自从马克思写作的时期以来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由于这一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不断的新的工业国家出来同英国竞争、过剩的欧洲资本投放地区的无限扩展等变化,说成使“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33]的因素。他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已明确地把世界市场的形成等因素视为已经消除或削弱了以前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的策源地。与此同时,伯恩施坦又提出,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问题上立场是模糊的,观点是不彻底的。他抱怨恩格斯在把卡特尔和托拉斯描述成限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的手段并且把保护关税描述成“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34]以后,最后又说:“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35]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尽管否定了马克思原来所说的危机,但又提出了会出现新的危机,问题在于,这些新的危机也没有爆发的迹象。他说,在恩格斯做出上述判断以来,“既没有能确认出空前激烈的经济性世界恐慌的征兆,也不能把在这期间出现的营业好转说成是特别短暂的”[36]。

  对资本主义危机究竟能否出现问题,伯恩施坦用婉转的语言表述了含义明确的结论:

  【“世界市场的巨大的地域扩展同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抵消各种扰乱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欧洲工业国家的大力增加的财富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地方性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以致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37]】

  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但做出结论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的危机,而且归纳导致资本主义避免遭致危机的主要因素。

  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再出现危机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批评,特别是罗莎•卢森堡更是严厉驳斥了伯恩施坦用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来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消除的做法。伯恩施坦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斥。他认为,罗莎•卢森堡的基本立论是:现代信用制度远不能抵制危机,而恰好是把危机推向绝顶的手段。在他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献略知一二的人看来,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并不是特别新鲜的”,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地表达了今天的情况,或者说这一图景是否也有另外的一面”[38]。他指责罗莎•卢森堡“依靠辩证法的焰火把信用制度作为适应手段的能力说成‘昙花一现’”,只注意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破坏的一面,而无视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他分析说,信用制度使投机容易进行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与信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投机“最疯狂的滋长是同资本主义的破晓时期一致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投机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个生产部门作为现代工业的年代愈久,投机的要素就愈加停止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39]。

  伯恩施坦还批评罗莎•卢森堡笼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的危机扯在一起。他强调:

  【“在一定程度内,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别工业中的生产过剩还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40]】

  他认为,要使个别企业的生产过剩导致普遍的危机,有关的工业就必须是这样:或者是它们作为其他工业的制造品的消费者具有如此的重要意义,以致它们的停顿使其他工业也停顿下来;或者是它们通过货币市场的媒介或通过使一般信用麻痹而夺去其他工业继续生产的资金。当今明摆着的事实是,当资本主义成为富裕的资本主义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机构愈来愈发达,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主要表现在对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否定。在他看来,工人运动会不会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全部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基于工人阶级“绝望性”原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宣称最低生活费用是天然的工资;在《共产党宣言》中斩钉截铁地说:“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在《阶级斗争》一书中说,工人处境的最微小的改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始终是空想”。对马克思的所有这些关于工人阶级“绝望性”原理的论述后来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都深信不疑,“全部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文献,似乎有许多确凿的事实证明它正确”[41]。问题在于,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今的工人阶级真的还处于绝望的境地吗?如果工人阶级的处境今天仍然是绝望的,那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有现实的可能,但假如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从绝望中摆脱了出来,那么就另当别论。他批评普列汉诺夫等人把“工人处境的绝望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颠扑不破的公理”,只要有人指出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与这一“公理”不相一致,马上就说成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他还这样说道:

  【“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赞扬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或者不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42]】

  当今许多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和一些并不具有很大名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都把工人阶级已从绝望境地中走了出来这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判断不相一致的事实揭示出来了。如果正视这一事实,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加以考虑。

  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同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当今社会中已不存在进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那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就一下子变得暗淡起来。他说:

  【“一个国家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即有产的少数人的权利不再形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政治行动的消极任务退居积极任务的后面,那么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了。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政府,一个有特权的少数,但是不能推翻一个民族。”[43]】

  在伯恩施坦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作为占总人口很少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的有产者、统治者,他们的权利并不构成对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动应当积极地去维护和配合这种权力,而不是消极地推翻这种权力。如此看来,暴力革命确实已没有它的位置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也可以隐退了。他还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权力并不完全构成是进步的障碍的前提下,工人阶级即使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一政权也决不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一政权也决不会真正把工人阶级和庞大劳动人民引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说: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44]】

  伯恩施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之所以成了一种空想,关键在于马克思所期望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人阶级确实并没有出现。他说:

  【“尽管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时候以来,工人阶级在知识、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它即使在今天仍旧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收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45]】

  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一切与其交谈过社会主义问题的工人中间,都会同意他所做出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那些“从未同实际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关系的文人”,才会对他的判断产生异议。他强调,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将来承担起这样一种使命,但并不是现在。“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是属于现在的,那么人们就还是没有克服空想主义。”[46]实际存在的当代工人们既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普遍地赤贫化,也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受偏见的和弱点的束缚,“他们有着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德性和罪恶”,“无论这些条件或是它们的影响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可以消除的”,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坚持“工人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看成什么样子”,那么就不会再做着马上依靠他们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梦呓。

  伯恩施坦认为,当前工人运动的关键在于不能对工人寄予太高的期望。他说: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多数都住得很挤,教育得很差,收人不稳定也不充分的阶级有那样高的知识和道德水平,而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这样的水平为前提的。”[47]】

  作为一个现实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不能硬说工人已有这样的水平,人们可以为现代工人表现出来的智慧、毅力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而感到高兴,但不能因此而断言他们已具有建立和维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也有可能少数的优秀工人已具有了这样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但不能把这些优秀的工人所具有的东西推及到千百万的普遍工人的身上。面对工人的现状,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只能做当前能够做的事情,“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它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事”[48]。

  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反复声明自己决不放弃这一观点,并百般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在当时就已经声明,如果这句关于最终目的的话的形式会容许人把它解释成宣称任何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但是在预先设想运动结局的各种理论中,凡是超出一般地表述的目的(即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的东西,必然要不断地陷人侈谈空想,并且在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的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49]伯恩施坦尽管为自己辩解并不一概地否定“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的价值,但是明确地指出只要是论述“决定运动的原则性方向和性质的”目的,就是侈谈和空想,就是对“某一时期成为运动真正的理论进步和实践进步的阻碍”。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反对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谈论共产主义理想又是什么呢?他下面这段话否定共产主义目标的真实意图更加清楚:

  【“一种理论或者原则宣言,如果不是广泛到足以容许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照顾到工人的眼前利益,那么总是要被突破的,正如一切否定改良性琐碎工作和否定对接近的资产阶级党派的支持的誓言总是一再被忘记一样。”[50]】

  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当着眼于维护工人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眼前利益,着眼于进行“改良性的琐碎工作”,着眼于对相近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些空谈理想与目标的话,那么表述这种空谈的“理论或者原则宜言”总要被人们遗忘,总要被人们突破。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伯恩施坦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集中攻击《共产党宣言》。他认为,《共产党宣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在这里,“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空想主义者的解决方案”[51]。在他看来,《共产党宣言》最大的弊端在于在论述远大目标时是那么气势磅礴,而一接触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时却显得是那么不充分。马克思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表现了“科学天才所具有的勤奋、批判的尖锐性和对真理的爱”。他写作时必然要面对一系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事实与马克思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没有直接的关系时,马克思“决不隐瞒任何重要事实”,“不会缩小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但当马克思一接触到与他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发生冲突的事实时,马克思“就变得不可靠和不能信赖了”。他会回避这些事实,这充分表明了“这一伟大的科学天才原来到底是一种教义的俘虏”,也就是说,马克思为了论证他的教义,竟然不惜曲解事实。为了使人们明白他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批评,他还做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克思“在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的框框里建造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过程中,只要科学建筑法的规律同脚手架的构造与他规定的条件不发生冲突,他是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律的。但是在脚手架太窄以至不容许遵守规律时,他就忽视规律或者避开规律。在脚手架限制了建筑物,从而使它不能自由发展的地方,他不去拆毁脚手架,却不惜牺牲比例而在建筑物本身上作了改变,从而使建筑物更加从属于脚手架。’,[52]他声明自己的信念是“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53]。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伯恩施坦对这一理论不屑一顾。他竟然说,这一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从它的创始人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54]。他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所写的“序言”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确认对这一理论需要不断地修正。例如,在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后要不要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这一问题上,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显得模糊不清,一会儿说“不能简单地实现公有制”,一会儿又说必须“马上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伯恩施坦指出,由此可以证明,就阶级斗争理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被他们承认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更为正确的认识对于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应用必然会起的反作用,只限于部分地仅仅略提一下,部分地只就个别论点作了肯定。即使在后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们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55]。

  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登峰造极之处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布朗基主义。在他看来,法国的布朗基主义的纲领是:由无产阶级用暴力剥夺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而相信无产阶级,相信暴力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宗旨,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多少区别。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同布朗基主义十分相似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把现代无产阶级完全理想化了”,“这样,尽管他们有更深的哲学素养,却达到了同巴贝夫派秘密团体成员相同的政治见解”,“局部是革命的空想,仅仅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可能——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作了这样的推论。这一见解是直接通向布朗基主义的”[56]。伯恩施坦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的著作,得出结论,“这些著作归根到底还是反复地散发着布朗基主义的或者巴贝夫主义的精神”。他特别提到了《共产党宜言》,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竟然把布朗基主义说成是在大革命中“代表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违反时代的描述”。他强调,《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57]。伯恩施坦强调,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却被尊崇为奇妙的力量,这一力量可以把生产关系推进到被认为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的那一发展水平”,但是就现实的情况来说,“这种样子的恐怖主义只能作为破坏者而出场,因而从它以上述方式被实行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一天起,它必然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起反动作用”[58]。

  伯恩施坦指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社会主义思想家制定的改革建议为出发点,并且基本上以建设为目标;另一派则从革命的人民起义中汲取启示,在本质上以破坏为目标。前者表现为和平进化的,而后者表现为煽动的、恐怖的。前者通过经济组织取得解放,而后者通过政治剥夺取得解放。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企图把这两个流派的精髓结合起来,即“从革命者那里接受了把工人的解放斗争看成一种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见解,从社会主义者那里接受了对工人解放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先决条件的探索”。但是,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综合还不等于对立的消除,而不如说是一种妥协”,“不管马克思的理论后来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它在根本上始终保持着这一妥协的性质或者二元论的性质”。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妥协”主要是对布朗基主义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59]。

  伯恩施坦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以无产阶级暴力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常常表现出巨大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实际上正是布朗基主义的一种情结。他举例说,马克思在《阶级斗争》一书中曾经这样说道:“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和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上升到什么程度。”[60]马克思在这里就表现出了一种布朗基主义的激情,竟然从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的降低中直接获取革命的热情。他指出,这种激情“停止了创造,而只起破坏和摧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由这种激情所导致的革命“即使开头是胜利的”,但是最终还是陷于失败。布朗基主义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而马克思主义如果崇尚这种激情,也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在这一方面展开对布朗基主义的批判的,因为“对于布朗基主义的批判将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不仅是对某些外部表现的自我批判,而是对它的学说体系的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的自我批判”[61]。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在推崇激情和暴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相一致,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推崇激情和暴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外部表现”,而是其理论体系“极其本质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布朗基主义展开批判,因为批判布朗基主义就意味着批判自身。

  在谈到为什么崇尚暴力和激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之时,伯恩施坦再一次提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看来,由于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运用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所以这必然导致马克思“辩证地对待暴力”,也就是说,把暴力本身看成既是暴力又不是暴力,把暴力与经济力量扯在一起,进而成了暴力崇拜。他用调侃的口吻说道:

  【“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尔式的原理。也许这不过是用来作类推,但这样就更加糟了。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它并不自相矛盾,因为照它说来,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矛盾。把暴力放到经济还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去,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呢?哦,不是,要知道暴力本身正是‘一种经济力量’。”[62]】

  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借助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暴力本身也看成是“一种经济力量”,从而马克思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暴力放到了“经济占据着位置的地方”。就这样,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布朗基主义式”的错误,最后又归结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他用这样一段话来结束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批评:

  【“黑格尔主义的逻辑戏法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人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做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做出的。如果说另一方面,他们不加注意地放过了布朗基主义的最重要的错误,那么这首先要归咎于他们自己理论中的黑格尔的杂质。”[63]】

  四、结语

  实际上,伯恩施坦本人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彻底、全面的否定,他所论述的许多要点都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见解”。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个方面系统地考察了伯恩施坦的作为他的代表作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后,人们一定会认识到伯恩施坦对自己理论的这一基本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的某一部分而言,还是就整个马克思主义来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一种系统的否定。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否定,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都是错误的,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能剩下什么呢?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剥削理论,再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联成一体。尽管他本人一再声辩,他无意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对抗,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他那里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外壳”,其内涵已被他掏空殆尽。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攻击更是全方面的,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一个也没有放过。

  伯恩施坦曾经把一种学说的主要理论分为“纯粹的理论”和“应用的理论”两个部分,前者构成学说体系中的“不变成分”,后者构成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他认为,就马克思主义来说,“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64]。不要以为伯恩施坦对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做的这种划分,是为了说明他所否定和修正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科学”的部分。恰恰相反,他做出这样的划分旨在向人们表明,他在这里所否定与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剩余价值学说连同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关于这一社会的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学说”,他都是作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建筑的那些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加以描述的[65]。而正是这些主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中已不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已没有必要再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尽管我们不可能赞同伯恩施坦所做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失效”的判断,但还是得承认伯恩施坦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十分坦诚的。

  正是由于伯恩施坦确实从内心深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效”,所以他常常流露出无可奈何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对抗,他认为,他自己这样做是出于无奈。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今天的情况是,人们可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一切。这对于辩护者和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但是只要是还保留着一点点理论感的人,只要对他来说,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还不‘仅仅是一件观赏品,逢到节日才从银柜中拿出来,平时却置之不理’,那么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矛盾,也就会感到清除这些矛盾的必要。导师们的学生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不是在于永远重复导师们的话。”[66]在他看来,既然马克思主义已全面“失效”,他把清除马克思主义中所存在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任务是无可非议的。他还说道:“一种理论的错误只有当这些错误被理论的捍卫者承认错误的时候才算是已被克服。”[67]他认为,要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关键在于要使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捍卫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之所在,而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错误。他把这项工作视为是一项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使命。应当说,由于伯恩施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情感,是建立在已认定马克思主义全面“失效”的基础之上的,从而也是符合逻辑的,是合乎常情的。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以及在进行这种否定时所表现出来的坦诚态度,还可见之于他公然提出要用康德的理论,甚至朗格的理论来替代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在早先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文章中,伯恩施坦已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重申他当时“求助于”康德这位“伟大的柯尼斯堡哲学家、纯粹理性的批判者”的“天才”是正确的。他说,尽管他提出“回到康德去”以后,遭到了许多人的“狂怒的攻击”,但这只能使自己坚定地相信,“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68]。他甚至还提出,“回到康德去”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回到朗格去”。他说:“我就要把‘回到康德去’这句话翻译成‘回到朗格去’”,。[69]他强调,只有借助于康德和朗格,才能在社会民主党内确立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态度。

  伯恩施坦提出,当今的工人运动除了需要“好勇善斗的人”之外,还需要“组织和总结的人”,“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站得足够高,能够把糠批同麦子分开,并且思想足够开阔,能够承认即使不是长在自己苗圃里的树苗”[70]。伯恩施坦自诩就是这样的人。从表面上看,伯恩施坦确实是在做把马克思主义中“糠批同麦子”加以分开,以及认可“不是长在自己的苗圃里的树苗”的工作,但由于他是在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做这一切的,从而就不能把他所做的这一切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也不能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之“内”,而是站在之“外”做这一切的。幸亏伯恩施坦有时候能够坦诚地承认这一点,这确实比起我们这里有些人要光明磊落得多。

  注释:

  [1][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4][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7][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思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1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I43页。

  [11][1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1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1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1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1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1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牡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160页。

  [18][1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2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164页。

  [2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2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2页。

  [2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24][2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2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179页。

  [2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2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182页。

  [2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83页。

  [3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31][3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3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34][3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

  [3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3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3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3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4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4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

  [42]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4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44][4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4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

  [4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4页。

  [4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4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5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

  [5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52][5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

  [5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5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5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5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58]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5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6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6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62][6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64]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65]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66]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56页。

  [67]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68][69]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

  [70]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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