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国际官方网站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

作者:林治波 发布时间:2019-01-03 08:26:59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字体:   |    |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年来,有的人把胡适捧上神坛,称之为“谦谦君子”,甚至树立为偶像和标杆。笔者经考证发现:胡适人品低下,既伤害家人又祸害朋友,对被捕进步学生非但缺少同情,反而替军阀开脱;胡适学问平平,章太炎、唐德刚、钱穆等学问大家皆评价胡适“没有根”、“不是个读书人”;胡适丧失民族气节,贬低、诋毁中华文化,宣扬、贩卖西方文化,甘当文化买办;胡适对中国的抗战基本没作出应有贡献,出使美国4年,不愿担当宣传抗战、支援抗战的责任和使命;胡适胸怀狭隘,自封文化艺术界第一,对于比他水平更高的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为人苛刻;胡适奉行西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坚决反对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革命,就连蒋介石都说“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总之,我们对胡适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贡献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民国文人兼政客、文化买办的一面。

  胡适,民国文人兼政客,新中国成立后曾遭到批判,但这主要是政治上的批判。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平和地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这一评价的本身,也是十分实事求是的。

  改革开放后,胡适却声名鹊起,被一些人捧上了神坛,简直奉若神明。比如,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做君子?若求答案,毫无疑问,胡适是一个标杆。还有人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更有人大赞:“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1] 类似的赞美还有很多。

  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笔者完全赞成,本文所讲的是胡适的另一面,恰恰是一些人为了故意抬高胡适而刻意忽视或遗忘的。

  一、关于胡适的人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在上海一直待到1910年。其间,胡适结识了一个名叫何德梅(Ottomeir)的德国人,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吃喝嫖赌一套堕落行径全都学会了。种种情况,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据现存的59天版本《藏晖室日记》(己酉年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年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着打。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另一家妓院,妓院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2] 还发生过因喝酒滋事斗殴,打伤警察而被拘押的糗事。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说胡适已经浪子回头,把吃喝嫖赌的毛病改了。其实不然,1911年胡适赴美留学,依然逛窑子嫖洋妓;从美国回国后还是继续逛窑子嫖妓,甚至拉着徐志摩一起去。此事徐志摩有记载。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在写给妻子陆小曼的信中讲:“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3]

  胡适一生最自豪的就是为人师表。可以想象,这个人白天在课堂上谆谆教导学生要如何学习文化知识、仁义道德,如何学习杜威的实用主义;而到了晚上则将书本一丢,跑进花街柳巷里厮混了。这样的品行还配叫作君子么,还配为人师表么,还配称为教授么?

  1933年发生的“大同盟会”纠纷和杨铨被杀案,也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胡适的人品。

  杨铨(1893~1933),号杏佛,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925年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任秘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有学历、有阅历、有血性的爱国人物。他与胡适都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当时与任鸿隽、梅光迪并称“四俊”。

  杨杏佛的妻子赵志道,性格泼辣,为杨所惧,曾在杨工作的学校门口公然用脚踹踢杨杏佛。杨杏佛受不了,遂与赵志道离婚。此后,杨杏佛与一位有夫之妇——财政部司长秦汾的夫人来往频繁。结果被胡适捕风捉影,大肆宣扬,并以此取乐,这同时伤害了秦汾夫妇和杨杏佛三人。被杨杏佛怒斥后,胡适还嘲弄杨杏佛开不起玩笑。

  导致杨杏佛被暗杀的,是“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会”这个社会组织,但胡适也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1932年12年,“大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其主要宗旨是“抗日救国”,其政治立场为亲苏、反蒋、抗日,同情中共,属中国国民党左翼。“大同盟会”认为,要改变旧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和平推动,二是流血革命,他们选择的是第一种。为了让蒋介石南京政府降低敌意,该“大同盟会”反复声明自己是非政党组织,但蒋介石的屠刀早就瞄准了这个组织。

  1933年1月初,杨杏佛前往北平组建分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自然是北平分会之骨干。但杨杏佛没料到,胡适的加入非但没有加强该“大同盟会”的力量,反而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害。

  3月8日妇女节当晚,宋庆龄在上海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抗日反帝演讲,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也在会上讲话,发表了与宋庆龄相同的见解。这一切,均为蒋介石所不容,但蒋介石忌惮于宋庆龄的地位和声誉,不敢杀宋,也不敢杀蔡元培,便决定杀掉杨杏佛,以儆效尤。

  其时,杨杏佛、胡适、成平三人作为该“大同盟会”代表被委托前去看望北平监牢里的囚犯。左派政治犯被军阀虐待得非常之惨,老虎凳、辣椒水、皮鞭铁棍,还有铁刷子等刑具被频繁使用,有的甚至被活活用军棍打死。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大声疾呼社会关注这些事情,尽早释放无辜犯人。

  而胡适从监牢出来后,竟对英文的《字林西报》表示,一切大体满意,犯人们个个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酷刑。事实上胡适对酷刑的存在清清楚楚,就在当时,胡适收到了多封来信向他控诉监狱中的酷刑。

  《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书证明,当时胡适收到的有关信件中,除了韩麟符、李肇音外,至少还有四封都明确说明有酷刑的存在。比如,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说:“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4] 再如,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说:“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辗转三处,严刑加身。”[5]

  就在胡适等视察反省院后五天,2月4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适在视察时与胡适谈过话的)躲在被窝里写信给胡适,说:“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受审时,我挨了三次酷刑……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捕及拷打的哭声!哪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信末还特别关照:“如有来示……绝不要公开寄反省院”[6] 。可见其恐怖,也可见视察时周默秋根本没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还有一封未写明时间的(应在此前后)署名关仰羽的来信,长达6千余言,详细记述了他本人被关北平宪兵司令部13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惨无人道”的经历,并请求“设法拯救无辜,保障民权”。[7]

  由此可见,胡适对狱中酷刑的存在一清二楚,却对这些血泪控诉只字不提,而是瞪眼胡说“没有酷刑,说有酷刑的都是捏造”。

  胡适公开替军阀洗地,其说法与杨杏佛、成平等人的所见所闻完全相反,这等于在全国舆论面前公开打了该“同盟会”一个耳光。宋庆龄、蔡元培发电报要求他做出更正声明。但胡适拒绝更改,还反咬一口,说别人不尊重事实。

  3月4日,“大同盟会”在《申报》发布消息,要开除胡适。3月18日,蔡元培、林语堂二人具名写信,请各会员到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开会,要履行程序正式开除胡适。所有人一致同意开除胡适这个叛盟者。

  不过,对于胡适来说,这成了他给蒋介石和北洋军阀的最大投名状。

  杀害杨杏佛方案由蓝衣社制定,主要牵头人是戴笠。戴笠最初的方案是在华界刺杀杨杏佛,但被蒋介石否定,蒋认为必须在防范严密的租界杀掉杨杏佛,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6月18日上午八点过后,杨杏佛带着14岁儿子杨小佛在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门口上了汽车,等车一启动,杀手们分三面围了过来,掏出手枪齐射,杨杏佛紧紧伏在儿子身上,身中数弹,不治身亡,司机亦重伤。

  6月20日下午,杨杏佛遗体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成殓,宋庆龄、孔祥熙、鲁迅、洪深、王云五、叶企荪等人前往吊唁,孙科、宋子文、朱家骅、吴铁城、何香凝等人送来花圈。入殓由蔡元培主持,他泣不成声,难以畅读悼词。

  7月1日举行公祭,7月2日下葬。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在上海的名人只要与杨杏佛有过交情,几乎全部到场。尽管鲁迅等人早已被特务盯上,有人扬言要在送殡后动手暗杀鲁迅等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还是去了,而且出门不带钥匙。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十几天里,胡适却是踪影全无。他是在故意切割与杨杏佛、与“同盟会”的关系。这就是“民国大师”的所谓大家风范!

  其实,杨杏佛被杀的当天,胡适就在上海,怎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件?但他无动于衷,第二天竟搭乘“日本皇后号”游轮去参加太平洋会议了。

  成了道貌岸然的大文人且混入政坛之后,胡适的生活就不荒唐了吗?人品变好了吗?也没有。蒋介石评价胡适曰:“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人们或许不知,胡适博士,正是今天拿钱发帖的水军们的祖师爷。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是5200美元,而现在能够查到的是: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通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胡适的《台湾是多么自由》一文,竟让蒋介石掏了15000美元!蒋介石曾说,胡适“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胡适的作为恰恰印证了蒋的判断。

  有一篇吹捧胡适的文章,题为《君子——胡适之》,文中批评郭沫若、鲁迅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抛弃结发妻子;赞颂胡适服从母命,留美归来“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毅然迎娶了小脚女人江冬秀,以此誉其“言而有信,行而有义”。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非也。郭、鲁二位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寻求自由的爱情,原本就无可指责。其后,两人明媒正娶,堂堂正正,更是无可非议。而胡适表面上虽未抛弃小脚妻子江冬秀,而其实却是暗通有夫之妇,背着妻子婚外同居。

  1962年2月24日,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对其知之甚深的蒋介石长出一口闷气,送了一副挽联,上书:“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此联看似称颂,实则颇含嘲讽之意。

  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同居。原来胡适在同江冬秀举办婚礼的时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曹诚英。曹诚英怀孕了,毅然离婚,北上找胡适逼婚。这就是蒋之挽联上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来源。

  曹诚英奉子逼婚,胡博士旁敲侧击地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吓得胡博士抱头跪地,再也不敢重提离婚之事。就是蒋之挽联下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的来源。

  1962年3月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这是蒋对胡之死所做的结语与真实评价。

  二、关于胡适的学问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

  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拜师哲学家杜威门下,其博士却是肄业。至于未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个中缘由,胡适并未提及,外人不得而知。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章士钊,一个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议论哲学时谈及康有为、梁启超,并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8] 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旅美学者唐德刚,乃近代史大家。唐先生曾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并著有《胡适杂忆》。尽管他对胡适颇有高评,但对其学问也不以为然:“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9]

  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和胡适为同代人,他对胡适第一印象也大不佳,认为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据了解钱穆的人说,钱先生对一个文人做出“不是个读书人”的评议,确是很严峻的判词了。钱穆对胡适的这种印象,后来只有加深,而无改变。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正是钱穆对胡适乐于尘俗而无暇学问的判断。

  钱穆与胡适相识于1928年。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

  和真有学问的人一见,胡适即露了原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当时的情景:“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宿,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此后,胡适颇不愿和钱穆打交道。两人关系疏远,原因之一是立场相反,气味不投;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学问犹如蜻蜓点水,与钱穆相差太远,很怕钱的较真和拷问。[10]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学术风格”的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大师级文坛领袖了。《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要否定中国文化必须从儒家下手。

  关于做学问,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且看胡博士对儒家是如何假设,又如何求证的: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着,胡博士未经小心求证,就大胆判案了:“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再接着,未经求证,又拿出了猜测性的论断: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襄礼的专家”。不知依据什么,胡博士继续做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胡博士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襄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于是,胡博士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的基础上,根本忘记了“推想”、“大概”这样的大胆假设,进而拿出了大胆而不是小心求证的本事,断然推出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

  就这样,在胡博士的假设、求证之下,老子、孔子都成了“丧礼大师”。

  这样的学问,实在是可笑之至。为了贬低中国历史、侮辱中华文化,胡适可谓用尽了心思。

  那么,胡适先生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笔者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贵族服饰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这个的?

  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可是,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并代理宰相,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操办丧礼的?

  胡适有自己的目的。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三、关于胡适的气节

  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期间,于1911年12月初次接触共济会。康奈尔大学是得到共济会、光明会基金资助创办的大学。另据台湾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1911年12月2日胡适记:“夜往访L.E.Patterson之家,夜深始归。是夜偶谈及Freemason(规矩会)之原委始末。”1912年12月,胡适代表康奈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世界大同会,即世界同济会,是共济会的分支组织。1914年,胡适24岁,经推荐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也是共济会资助的著名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

  共济会,乃白人种族主义的最高秘密组织,是一个致力于消灭所谓垃圾人口、建立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极为反动的秘密政治组织。加入了共济会,就意味着必须遵循共济会的宗旨,在中国为共济会工作,说白了,就是专干损害中国利益、背叛国家民族的事。从此,胡适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与此相关。具体说,就是亲西方,在中国推行西方自由主义,反共,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用其洋博士身份来证明中华文化都是假的,一钱不值。其从美国归国后,便纠集同伙,发起组织了一个“疑古派”,主张中国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虚构的历史,即便东周以后的史料也“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胡适一伙“大肆贩卖西方学者之唾余,以民族虚无主义误导中国社会”,企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同时为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打开空间。

  胡适的一个本事,就是为了贬低中国历史文化而公然颠倒黑白。中国历史上什么厉害,胡适就偏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得不行。他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2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我们知道,自司马迁开始的二十四史,便是以纪传体记录历史,极为精彩。司马迁写《史记》时,欧洲人还在茹毛饮血呢!再者,仅仅唐宋八大家,就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传记,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也不值得胡适一读?胡适可有一篇值得后世阅读的人物传记作品?

  反对爱国主义,贬损民族精神,是胡适一贯的政治倾向。早在1915年,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11] 今天的一些人咒骂爱国者为“爱国贼”,与胡适真是一脉相承。

  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正是需要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时候,胡适却对他的弟子说:“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他们宣称,汉朝以前乃至汉朝的著作,全是后人的伪作;汉朝以后的著作统统一塌糊涂。

  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胡适作为学界领袖,非但不主张抵抗,反而呼吁妥协。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变相承认日寇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爱国民众的谴责,而胡适却为之辩解,声称“非如此不可”。1935年,他致信蒋介石,竟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其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对此,鲁迅先生讽刺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1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蒋百里将军发表文章,科学分析中日国情,坚定地鼓励国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而胡适则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凑“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反对抗战。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13] 甚至将爱国军民的抗战呼声污蔑为“歇斯底里的风气”。他要求国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来举行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14]。胡适的歪理邪说让爱国者深感气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程潜将军说:“胡适是汉奸!”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则要求“逮捕胡适”;当时的青年学生致信胡适骂道:“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

  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胡适等北方学者。陶希圣回忆说:“八月初,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龄、胡适之、梅贻奇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15]此处胡适的话,表面看似替张自忠说情,实际上却表明了胡适不愿对日作战的一贯立场。后来张自忠英勇战死于抗日沙场,悼念、讴歌张将军者从国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万,而胡适却不置一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适在民族立场上的软骨病,决定了他必然和汉奸走得很近。而走得最近的,当然就是汪精卫。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国后,舆论一片责骂,而胡却默然不语。1944年汪死于日本,国人拍手称快,胡却颇为痛心,在其日记中写道:“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一个汉奸,在胡的眼里竟成烈士!蒋介石对胡的评语可谓深入骨髓:“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文化买办”,蒋介石对胡适的定性可谓精准。

  四、关于胡适的贡献

  有人说,胡适出使美国,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真是这样吗?且看历史的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适觐见蒋介石。蒋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可是,胡适在美期间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既然他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

  忙着谋取博士学位。赴美之前胡适已有了4顶博士帽,但还嫌不够多。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美国8所大学——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授予胡适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

  此后,美英大学又陆续授予胡适5顶博士帽。

  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胡适却在大弄博士学位,前前后后一共弄了36顶博士帽!

  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上。1942年10月13日,蒋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评价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4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这段日记透露的信息是:胡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国,连该说的话都不肯讲。外间传说美国之所以不与日本妥协,且最终与日本决裂,都是胡适的功劳,这完全是扯淡。其时,国民政府正与美英商议废除列强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估计,若此时尚未将胡撤换,则废约之大功可能又会归之于胡,那样的话要撤换他就更难了。故蒋感叹,文人名流的“为国”不过如此而已。

  五、关于胡适的胸怀

  在清华第五届庚子赔款留美考试中名列第一,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泽东诗词。1958年,他亲自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翻译成英文发表,四处推介,赞赏备至。然而,这个举动却遭到胡适的斥责。在胡适的纽约公寓里,两人就此发生争执。胡适认为何炳棣对毛泽东诗评价太高,理由是“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何炳棣据此认为胡适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艺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泽东诗之外,胡适还认为,陈寅恪不过尔尔。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适的自负并非基于其真才实学,而是缺乏容人之雅量。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便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到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其中最末一首……‘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16] 其实,深谙诗词格律的毛泽东对于韵脚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释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说明毛泽东在此破韵,只是不想因韵害意而为之。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是一种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稍加变通,不正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反之,了无诗意,缺乏诗味的句子,即便切韵合律又如何?显然,胡适如此胶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将毛泽东的《蝶恋花》贬得“没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实质上属于羡慕嫉妒恨。至于其“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这句话,则更属于一种虚妄无聊的自负。胡适全然不见泰山之鸿巨,而独拿诗词挑刺以作障目之论,只能说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狭窄。

  况且,仅以诗词而论,胡适之诗词与毛泽东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恰巧,毛泽东与胡适均写过《沁园春》,不妨两相比较一下。

  毛泽东的《沁园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胡适的《沁园春》: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心平气静地说,两首词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胡适词气势孱弱,想象乏力,文辞更有不逮。其词既不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更不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人们想象中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归来,高擎新文化运动大旗呼啸前进的英姿勃发、顾盼自雄、风华正茂的形象颇有不合,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与毛泽东词相比,胡适词差矣;作为中国新诗之开山鼻祖,即便在新诗百年长河中,胡适诗也差矣。胡适对毛泽东如此刻薄,而毛泽东对胡适如何呢?前述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毛泽东、胡适互评,两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17]

  六、关于胡适的主义

  一个人,倘若抱定一种主义,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即便不为他人认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适并非如此,他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1919年7月,胡适看到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到河北昌黎避难,便趁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外来进口主义”,鼓吹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能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其实质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非常不满,遂于8月17日从昌黎的五峰山寄给胡适一封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论证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

  这里,胡适所谓的反对“外来进口主义”,实为双重标准。其实,他秉承的自由主义就是地地道道的外来进口主义舶来品。说到底,胡适奉行的还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一套。

  再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闲极无聊的溥仪把电话打到了胡适家: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胡博士受宠若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8]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

  胡适兴奋莫名:皇上要召见我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19] 为此,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文中颇为得意地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其兴奋之情、骄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见之后,胡博士兴奋之余,还给庄士敦写了封信,描绘令其骄傲难忘的场景:“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这,就是号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之博士,在封建废帝面前的奴才表现!

  是否真的主张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历史事实是,胡适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在台湾,胡适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蒋公,但不容许别人也如此做,别人谁批判蒋介石那胡适就批判谁。以致美国人都调戏胡博士说:“台湾言论自由,只有胡适一个人的自由”[20] 。

  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赴美后反水,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引起舆论震动。刚刚指责“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的胡适之,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光火!蒋介石则大为着急!赶紧派人给胡适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仅写信批评吴国桢,还大笔一挥,展开反击,闻名遐迩的洗地奇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出笼了!由此拿钱发帖之事例可见,在金钱利益与民主自由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钱利益一边;在政治需要与事实真相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边。

  综观胡适的一生,大节不端,小节亦然。一是其品德不怎么样,这吃喝嫖赌放在黄金荣一类人身上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放在一个北大校长身上就是问题;二是其学问不怎么样,没有真才实学,无论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红学,哪一门都稀松平常;三是其气节不怎么样,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四是其对祖宗祖国不怎么样,诋毁中华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为他传播西化制造空间,此乃大逆之罪。

  胡适的一生,姑不论其吃喝嫖赌、浪荡堕落,也不论其私欲熏心、投机善变;仅以其政治立场论,也是乏善可陈。从“低调俱乐部”到恐日妥协的各种言论,从鼓吹自由主义到甘当蒋家王朝之鹰犬,从崇洋媚外到挖祖坟虚无中华文化,胡适离汉奸近到了仅一步之遥。还好,他终究没有跨出那一步,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汉奸,而只能称之为文化买办。

  总而论之,尽管胡适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自有其历史贡献与地位,但其道德学问和他的巨大名声是不相符的,甚至可以说,胡适在历史上发挥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正面的。胡适,实在不是什么君子,更谈不上君子的标杆,不配成为后人之偶像。那些盛赞胡适者,要么是不了解真相所致,要么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与胡适同党。笔者就是想把真相告诉大家,以免更多的年轻人上当受骗。

  注释:

  [1]徐而缓:《君子——胡适之》),http://www.sohu.com/a/210593186_771540。

  [2]《胡适的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3]柴草著:《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图说陆小曼》,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5]《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8页。

  [7]《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202页。

  [8]顾晓绿:《一言难尽:1912~1949民国映画》,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10]余斌:《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http://book.people.com.cn/n/2013/0315/c69360-20804871.html。

  [11]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2]鲁迅:《伪自由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9页。

  [13]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4]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5]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6]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页。

  [17]朱向前:《从两则史料看胡适评毛诗》,《毛泽东诗词研究》2014年第1期。

  [18]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

  [19]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20]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林治波,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兼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期

打印文章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